邯郸三名杀害同学的初中生承担刑事责任后，受害人家属能否还能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一家有温度的律

大河上下 2024-04-23 15:58:10 浏览：2 回复：0 点赞：3

发帖人：大河上下
级　别
贡献值

免费发布注册会员点击查看电话号码

邯郸三名杀害同学的初中生承担刑事责任后，受害人家属能否还能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一家有温度的律所北京市王玉梅深圳律师事务所2024-04-01 19:36

关注河北省学生杀人事件邯郸三名杀害同学的初中生承担刑事责任后，受害人家属能否还能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一家有温度的律所北京市王玉梅深圳律师事务所 2024-04-01 19:36 广东点击蓝字关注北京市王玉梅深圳律师事务所了解更多在邯郸这起令人痛心的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件中，除了对犯罪者进行刑事追究外，受害人家属可关心经济赔偿，特别是死亡赔偿金。按我国法律，受害者近亲属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受害人家属可在犯罪者承担刑事责任后，仍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但犯罪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财产支付赔偿金，受害人家属可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受害人家属有权要求赔偿，但具体能否获得及数额需根据案件情况和法律程序确定。近日，有关邯郸三名初中学生杀害同学的恶性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关未成年教育的问题和刑事责任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据披露的信息，三名初中生未超过了14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后修正已满十二最高检追诉的，需承担刑责。因此三名初中生势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不会判处死刑。在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后，有关民事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但是对于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受害人家属能否要求被告人死亡赔偿金，实践中存在争议的，不过目前的趋势是一般情况下，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如果作出判决，则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即除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不应判赔“两金”。但是实践中仍然有案件突破，一般认为，如果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亦可以根据案情支持。例如，在民法典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关注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尹某军诉颜某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民一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要旨，明确了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该案件引起极大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也认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受害人的家属可以提出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损失。（2020）最高法民申44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案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被害人李英杰人身权利受到王某海、王某成犯罪侵犯。在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海、王某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2017)鲁0211刑初315号案刑事诉讼过程中，徐某华、李某霖、殷某贞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嗣后根据李某华被宣告死亡的事实，另行提起本案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本案属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害人近亲属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二审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对本案进行裁判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应优先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关于物质损失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该条第二款并未限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应当赔偿丧葬费，而是应当综合两款规定，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具体内容。本案一审法院审查了王某海的经济能力，并保全了其房产，其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对死亡赔偿金应根据责任划分情况依法判赔。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我们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有关观点提供如下。《刑事诉讼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　起草小组成员为最高人民法院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耿磊、郝方昉、李振华、李静，借调人员任素贤(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姜金良(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实习生马勤（清华大学法学院）。 1.关于因受到犯罪侵犯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处理规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的，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存在不同认识。经研究，《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基本沿用《2012年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仅将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调整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主要考虑如下：其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若认为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刑事诉讼法有关只有遭受物质损失的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能根据物质损失判赔的规定就将失去实际意义。绝大部分被害人肯定会选择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同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这样，势必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虚置，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切实维护被害方合法权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等重要功能无法发挥。其二，若认为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就同一犯罪行为，被害方可以同一理由，两次提出损失赔偿要求，势必存在“一事两诉”的问题。其三，从司法实践看，刑事案件审结后，特别是被告人被送监服刑或者执行死刑后，往往连有关赔偿被害方物质损失的附带民事判决都难以得到实际执行。若赋予被害方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只会制造“空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2.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规则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以下简称“两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通常高达七八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是否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一直是争议焦点、难点。2003年之前，将“两金”理解为精神损失，均不在附带民事诉讼判赔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首次明确“两金”属于物质损失。但是，此规定是否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些地方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赔“两金”，导致“空判”问题突出、调解难度增大、缠讼闹访凸显，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在2006年的“五刑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在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死亡补偿费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根据。”《2012年解释》制订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两金”问题作了重点审议、研究，明确“两金”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但调解、和解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此后，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2012年解释》的相关规定，整体实施良好。但是，关于“两金”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六刑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在总结讲话时再次强调，要求严格执行《2012年解释》的相关规定。整体看来，不判赔“两金”是基于被告人普遍无力赔偿以及“空判”所引发的系列问题等而“不得已”作出的务实选择。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在《民法典》的背景下，应当作出适当调整。经进一步认真研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情况，《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维持《2012年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不变，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简而言之，除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两金”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但调解、和解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主要考虑：其一，根据法律、法理以及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对附带民事诉讼不应适用与单纯民事诉讼相同的标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而根据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对民事侵权行为，还可判令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二者不能适用相同赔偿标准。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作出不同规定，是与两类不同诉讼的性质和我国的法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单纯民事案件，责令被告人作出相应赔偿，是对被害方进行抚慰、救济的唯一手段，故有理由要求被告人承担相应更重的赔偿责任；由于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往往也有意愿、有能力作出相应赔偿。而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同，被告人不仅要在民事方面承担赔偿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既是对犯罪的惩处、重新犯罪的预防，也是对被害方抚慰、救济的主要方式。以故意杀人案件为例，如判处被告人死刑，实已让其“以命抵命”，显然不应再要求其作出与单纯民事案件相同的精神损害赔偿，否则势必存在双重处罚的问题。传统上“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念、做法，正是根源于此。其二，应当深刻认识我国国情与其他国家存在的重大差异。有观点提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因犯罪行为引发的赔偿和单纯民事赔偿适用的是同一标准。在这些国家，被告人也大多无力赔偿，也存在“空判”问题。因此，我国没有理由“特殊”。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权威方面与我国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由于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开展早、力度大，被害方往往无需寄望被告人作出赔偿，国家会给予其生活救济；由于能得到国家的救济，即使形成“空判”，也不会引发缠讼闹访问题。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引发申诉、上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其三，按单纯民事案件的经济赔偿标准判赔导致“空判”现象突出，严重影响案件的裁判效果。如依照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判赔，则意味着，对命案，被害人是城镇居民的，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多则高达上百万；是农村居民的，一般也要赔七八十万元。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绝大多数经济状况差、赔偿能力弱，有的被执行死刑或者其他刑罚后，更无法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责任，相关判决往往成为“法律白条”。据调研，凡套用民事标准判赔的，赔偿到位率都极低。其四，赔偿标准过高，实际极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矛盾化解。表面上看，设定高额赔偿标准似乎对被害人有利，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刑事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的期待、“要价”又过高，远远超过被告人的承受能力，导致不少案件中原本愿意代赔的被告人亲属索性不再代赔，结果导致被害方反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人财两空”。严重犯罪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赔偿数额虚高，还导致附带民事调解和矛盾化解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套用单纯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确定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以致民事调解工作、矛盾化解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法发〔2016〕16号），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金额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从实践调研的情况看，国家给予司法救助金额一般在几万元左右。如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也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两者相差悬殊，显然救助工作也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其五，对《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应当正确理解。《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有观点据此认为，对附带民事诉讼应适用与单纯民事诉讼相同的赔偿标准。经研究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准确理解，应当将该条规定和《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结合起来分析。《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吸收了原《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并作了扩充）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专门规定这种侵权行为的基本法。显然，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主要规定民事侵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其六，《2012年解释》施行八年多来，有关规定在促进附带民事诉讼达成调解、保障被害方获得实际赔偿等方面发挥了良好效果。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绝大多数意见建议维持原来的解释规定。根据《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同时结合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实际，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1）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切实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在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前提下，赔偿范围和数额不受限制。应当尽可能通过调解，使被害方获得实际赔偿。（2）如调解不成，通过判决结案，则应当充分考虑刑事案件被告人多为没有正常收入的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赔偿能力很低的实际，实事求是地仅就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作出判决。对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除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的以外，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3）对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4）对符合条件的被害方，可以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给予相应国家救助。 3.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处理规则根据《2012年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如果作出判决，则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即除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不应判赔“两金”。但是，如前所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两金”规定为物质损失，故《2012年解释》的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在适用中存在一定的混乱。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3期“尹瑞军诉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的裁判摘要提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身体伤害，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关于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范畴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残疾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然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生活成本增加，进而相应减少物质收入，故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鉴此，为统一法律适用，《解释》第二百条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据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如果作出判决，则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即除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不应判赔“两金”。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的，在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判赔的范围和标准是否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的问题，与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相关联，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各方面认识仍不一致，建议再作研究。经进一步认真研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情况，本条维持了上述规定。主要考虑：其一，对被害人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理应适用与附带民事诉讼相同的判赔范围与标准。否则，势必会导致同样行为不同处理的问题，既有违类案类判的基本法理，也会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影响该制度重要功能的发挥。其二，对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适用不同的判赔范围和标准，表面上看似乎对被害人等有利，实际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刑事部分审结，被告人被送交执行刑罚，甚至执行死刑，就根本不可能再对被害人等作出赔偿，其亲友也不可能代赔。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便利案件处理的基本考虑，不应当将“两金”纳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问题解读》《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85辑最高人民法院潘杰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论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应如何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对这一问题，目前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做法：一是民事案件按照2012年12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确定赔偿范围。二是民事案件按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赔偿范围。两种赔偿标准的差异在于，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确定民事侵权的损害赔偿范围，除交通肇事的外，只支持物质损失，不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而按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赔偿范围的，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依法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两种做法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按照第一种标准认定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能够和刑事程序衔接一致，即不管是选择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选择民事诉讼，赔偿标准是一致的。但是，这一做法将导致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损害赔偿标准低于一般民事侵权案件，在民事案件范围内引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即行为性质更为恶劣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反而少。二是按照第二种标准确定赔偿范围，解决了民事案件赔偿标准统一的问题，但又不能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协调一致，那么将促使大量的刑事案件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不选择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举两个对比强烈的案件作为例子，即南京朱某虎酒驾案和南京宝马车案。这两个案件的加害人在刑事上都被认定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前案受害人家属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后案受害人家属不提附带民事诉讼，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后案的赔偿标准按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两案赔偿标准差了160万元。在民法典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关注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尹某军诉颜某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民一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要旨，明确了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在故意伤害犯罪引发的单独民事诉讼中应支持残疾赔偿金。这个公报案例发挥了较强的判例指引作用，后续不少案件作了类似裁判。就民事案件而言，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判决对这种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支持“两金”赔偿。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理由：(1)民法典总侧编第187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2)对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修正前的）第25条、第29条的规定，已不再将其作为精神损失对待，而是按照受害人将来的物质损失计算，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推广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体化处理平台业务规范指引，也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独立于精神抚慰金。民法典第1179条也是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作为独立于精神损害的赔偿项目。(3)《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中，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指引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而该条规定已被民法典吸收，所以应不限于交通肇事的特定罪名。(4)因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害却不能获得两金赔偿，有悖法理。总之，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实质问题是能否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物质损失。从目前来看，对涉及刑事犯罪又不提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审判有这个趋势。来源：快马一脚

点击查看电话号码

河南省本地商家濮阳市本地商家范县本地商家龙王庄镇本地商家